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诸多因素推动全球制造业的产业格局显著调整。

　　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为我国制造业更好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制造业在产业基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市场规模等方面的优势明显，这为我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增强在全球产业中的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总的来看，全球制造业格局演变以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刻影响，为我国制造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提供了重要机遇。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呈现出“缩短”的态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显示：几乎所有商品生产价值链中的贸易强度（即总出口与总产出的比率）都有所下降，而且在那些最复杂和交易量最大的价值链中，贸易强度的下降尤为明显。

　　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缩短”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创新能力提升、国内配套能力增强，许多中间投入品实现了在国内生产，无需到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

　　二是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本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更多本国制造的商品可以就地销售而不是出口到国外。

　　三是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不断成熟，“机器换人”更加普遍，产业的资本密集度、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使得原本容易实现全球劳动力成本套利的产业链，即使布局在一国内部也变得有利可图。

　　此外，“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一些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等，对全球价值链的“缩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生产靠近市场带来的供应链响应速度提升、价值链本地化对供应链韧性的改善等许多因素，也在促使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缩短”中发挥了作用。

　　当前，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深刻调整。全球制造业格局发展趋势的变化，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各国要素禀赋变化推动“雁阵模式”继续发展。

　　著名的“雁阵模式”揭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梯次转移的特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最高，是产业在国家间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生产要素成本上涨，发达国家逐渐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从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当前，“雁阵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间继续发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提升，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也将逐渐减弱，因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转移、分布的一般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顺应国际产业分工变革和产业转移的趋势，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环节的生产和出口基地。随着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如果“机器换人”的效率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出现显著提升，那么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也将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

　　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内需进一步扩大，将会推动对更高质量、更高性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将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作用不断显现，将加大对国际产业资本的吸引力，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国内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持续提高。

　　第二，新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将加剧高科技领域的全球竞争。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着产业的发展方向，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直接关系到一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话语权。如果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实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突破，那么后发国家将会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之，后发国家将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实现在高科技领域的追赶。因此，发达国家为了巩固自身在高科技领域的地位，不但在科技、产业发展上抓紧布局，而且加紧了对后发国家的打压与遏制。

　　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一环，外部竞争的加剧固然会对我国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压力和挑战，但也能够倒逼相关企业在国内市场寻找新的供应来源，这就为我国高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在应用中持续改进和完善的市场空间。

　　第三，全球供应链布局加快调整，多元化、区域化和本地化趋势明显。

　　全球产业分工遵循效率优先的逻辑。在考虑运输、通信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全球价值链片段化，每个环节都被配置到拥有最符合其投入要素禀赋的地区，从而实现最终产品交付的成本最小化，这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从事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发展中国家从事加工组装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虽然在高度全球分工的条件下，供应链偶尔也会遇到因自然灾害、贸易冲突等原因造成的局部问题，但总体上看能够保持顺畅运转。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面大、持续时间长，对供应链的影响更加严重和持久，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分布的供应链由于要经过多个国家的许多工厂、诸多运输环节，因此在面对疫情冲击时，由于空间距离长、环节多而造成的脆弱性就暴露出来了。许多国家和跨国公司开始反思供应链过于集中带来的风险，考虑推动供应链上的企业回归本土以及推动供应来源的多元化。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一些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之外培育新的供应来源。但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本土化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投资大、历时久。目前，凭借着完整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我国仍将继续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等，为我国制造业更好应对新的挑战并在世界制造业格局大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提供了坚实基础。面对复杂的内外部形势，需进一步调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发展方向，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能适时应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要坚持扩大开放。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已经发展了几十年，许多产业链已经实现了高度全球化。没有哪个国家在所有产业链的所有环节都具有优势，只有整合全球资源才能生产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对此，必须坚持扩大开放，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另一方面，要坚持自立自强。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是产业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但也要看到，当前，非经济因素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加大。对此，我们必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补齐一些关键环节的“短板”，锻造一些关键环节的“长板”。吸取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教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创新、升级能力和适度的产能，强化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能力。

　　具体来看，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我国制造业在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化时间短、科技力量积累不足。因此，无论是增强工业基础能力、破解“卡脖子”问题，还是锻造技术和产业“长板”，都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同时，还要通过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举措，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二是及早布局未来产业。未来产业代表着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蕴藏着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未来产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各国都处于彼此接近的“起跑线”，因而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重要机遇。应加强对前瞻技术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性研究，加大对前瞻技术的研发投入，积极培育早期市场，引导企业开展前瞻技术的工程化、产业化工作。

　　三是加快商签自贸协定的步伐。不断增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善的产业配套、强大的制造能力等对跨国资本的吸引力，深化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积极推进同贸易伙伴商签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进一步深化与东亚和东南亚等在地理上临近地区的产业链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完善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布局。

　　四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快推动前沿数字技术发展成熟的同时，为我国产业升级打好数字化基础。发挥我国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鼓励数字科技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开展合作；制定智能制造技术规范、统一数据格式标准、推动数据开放、发展工业互联网等制造业数字化平台；支持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增强远程维护、个性化定制、增值服务等服务型制造的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