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工业领域又一颗巨星陨落。2019年1月16日13时35分，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领军人物、中科院院士于敏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3岁。于敏曾28载隐姓埋名，带领科研人员在当时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填补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从零开始研制氢弹，实现了中国氢弹突破和武器化。

     短短半年内，已有数位“两弹一星”功臣溘然长逝：2018年9月23日，中国核工业奠基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二机部部长刘杰在深圳逝世，享年104岁。2018年11月17日，有“中国核司令”之称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程开甲在京病逝，享年101岁。于敏去世后，曾于1999年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著名科学家，目前仅剩3人健在，他们是：王希季（生于1921年，提出中国第一颗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技术方案并负责研制）、孙家栋（生于1929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和周光召（生于1929年，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基础）。

     于敏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谈及自己对座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理解：“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淡泊名利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态度，不会被物欲所惑，外面有什么物欲，不要被它所迷惑，不为权势所屈。”他说，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强盛之中，人生足矣。

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摄）。 新华社 资料图

     中国自主培养的“国产土专家一号”，曾隐姓埋名28年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后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被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开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被分在了彭桓武领导的原子核理论研究组，当时组里还有朱洪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程开甲等共八个人。

     彼时，原子核理论研究对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于敏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的是，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举世震惊。但是，彼时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威力更大的氢弹，氢弹成为新中国核弹家族亟待补充的重要一员。

     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科学家们已开始摸索氢弹原理。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和同事就原子核结构的理论研究下一步开展什么内容的工作时，钱三强把于敏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等人面临的重任是：在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从零开始，研制氢弹。从那时起，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核大国对技术绝对保密。相关理论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输运、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诸多学科。“氢弹既有工程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又有科学问题。是三者都有的一种尖端技术。所以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很多。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敏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道。

     1965年初，于敏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当年9月底，他带领部分研究人员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这三个月也成为中国氢弹史上最著名的“百日会战”，载入史册。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72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中国的速度创下世界之最：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爆炸威力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

     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表示婉拒。“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对于“土专家”的说法，于敏曾对此有些遗憾。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言。新华社 资料图

     曾为中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国内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估计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做核试验，其性能不会有很大提高。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中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议上书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中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针对禁核试，于敏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后被采纳并演化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于敏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据《科技日报》报道，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有争论的时候，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

     六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只要是国家需要，于敏都欣然从命，并不断在新的领域取得突破。1982年，于敏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光华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5年1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年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